弱者的焦虑+强者的自负=人类的愚昧——施宏俊的3月书单
■2月24日至今,在乌克兰的第聂伯河两岸、黑海海滨,一场被称为“特别军事行动”的战争正在上演,并且逐渐从闪电战演变为了消耗战,又一场由于愚蠢导致的人类自戕与生灵涂炭已经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如果翻开地图的话,我们会发现这些战场离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第一声枪响发生地——奥匈帝国的萨拉热窝并不遥远。这也是一个多世纪以来民族、宗教、文化、意识形态问题冲突不断,时有战事的多事之地。有人认为,如果战争不能及时得到有效遏制的话,很有可能引发一次新的世界大战,这显然是谁也不愿看到的。单就这场战争的两个参与主体而言,这是一场典型的不对称战争。俄罗斯是世界第二军事强国,乌克兰无论从国土面积、人口、军事力量而言,都不是俄罗斯的对手。
对于如何化解这场政治危机从而止息战争,不同的人自有不同的立场和选择。我们把历史作为参照系,或许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必须承认芬兰是一个弱小的国家;
不能指望西方盟国的援手;
必须理解苏联的想法并与他们保持密切对话;
确实,芬兰的故事是一个不幸小国的隐忍故事。芬兰的预防性外交政策,尤其是对苏联的屈从态度引来了不少的批评,被认为是懦夫之举。但是事实上,1939年苏芬战争爆发之际,几乎所有的大国,包括美国、瑞典、德国、英国、法国,都没有对芬兰伸出援手。法国和英国甚至还以将出兵援助的谎言诓骗芬兰继续作无谓的抵抗,导致芬兰更多的失利和人员牺牲。在关键时刻,列强关心的都是自己的利益。对于弱小国家、弱小民族来说,芬兰的道路是一个相当不坏的选择。如若不然,请看一看一战吧。
1914年6月28日,哈布斯堡王朝的皇储弗朗茨·费迪南大公前往波斯尼亚访问,在萨拉热窝阅兵后被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枪杀。这一恐怖袭击事件成为一战发生的导火索。
关于一战的起因,我推荐大家阅读克里斯托弗·克拉克出版于2012年的《梦游者:1914年,欧洲如何走向“一战”》。
与一般印象不同的是,奥匈帝国一战前并不是经济停滞不前、民生凋敝的地区。此前几十年里,该地区经济是高速发展的。按照1867年的协议,奥匈帝国采取的是二元君主制,即奥地利和匈牙利两个国家在哈布斯堡王朝的双君主制下融为一体。也许是得益于二元君主制,新型的工厂能够从各种各样的工业合作中受益,而有效的运输体制、高品质的服务和配套设施又加强了这种合作。可以说,1887-1913年,帝国整体内部见证了一场“工业革命”:1881-1911年,生铁消费增加了4倍;1870-1900年,铁路覆盖面积也翻了两番;接受基础教育的人数超过了德国、法国、意大利和俄国。战争爆发前几年,奥匈帝国,特别是匈牙利,是欧洲经济增长最快的地方(年平均4.8%)。
1878年的柏林条约把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其首府为萨拉热窝)授予奥地利人管辖。该地区除了教育水准较低,有塞尔维亚民族主义极端行动外,经济发展还是相当不错的。
克拉克在《梦游者》中写道:
从20世纪早期整个欧洲的农民境遇标准来看,“一战”前夕,旧体系下的塞尔维亚农奴的生活确实不能算糟糕,他们或许比达尔马提亚或者意大利的农奴活得更滋润一些。……巴尔干地区工业产值1881年-1913年的年均增长率达到史无前例的12.4%。
那么,是什么导致了萨拉热窝的第一枪呢?
简单来说就是民族问题。现代社会的后果之一就是民族-国家意识的崛起。民族仇恨与民族矛盾的积累,民族之间的不信任感,以及弱小民族的自决意识与自决精神,造成了巨大的两难和失范。弱小民族的身份意识与身份焦虑,是一战的根源之一。
这个问题放到今天,转化成了另一个问题,即小国的安全焦虑。
从一战的起源来看,把地区性的、有限的民族矛盾扩大化,推动战火溢出到全球范围的,不得不说大国的“空白支票”是重要原因。
萨拉热窝刺杀事件发生后,奥地利并无发动战争的心理准备与物质准备。但是,导致奥地利决心向塞尔维亚宣战的是德国给它开出的一张“空白支票”。7月6日,德国同意无条件支持奥地利人对塞尔维亚采取的任何行动,让它随心所欲处置塞尔维亚。
由此,7月23日,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发出最后通牒。事实上,塞尔维亚接受了大部分内容,只对奥匈帝国官员参与对刺杀案的调查给予了拒绝。于是,7月28日,奥地利向塞尔维亚宣战。8月3日,德国对法国宣战,第二天,德国入侵比利时。8月4日午夜,英国对德国宣战。第一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
最后不得不说,政客的沽名钓誉是造成战争悲剧的心理动因。尽管德国给奥地利做出了无条件支持承诺,但是德国的政客们根本没有把这个承诺放在心上。德皇7月6日登上了霍亨索伦王室号游艇前往挪威海峡度假。霍尔维格总理在7月初前往柏林参加紧急会议后,重返他位于霍亨菲诺的7500英亩的庄园度假。总参谋部长毛奇将军在卡尔斯巴德泡温泉。国务秘书贾高在度蜜月。与此同时,奥地利国王弗朗茨·约瑟夫则说整个7月他会一直在巴德伊舍的山间小屋打猎。
克拉克说:
皇帝、外交官、将军都懵懵懂懂、莽撞自负、懦弱多变,犹如一群梦游者,最终使欧洲卷入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
一战,让欧洲工业革命后所处的和平生活成为了欧洲中产阶级的一个美好回忆。对于这个“黄金时代”,凯恩斯是这样描述的:“当时的伦敦居民可以在床上啜饮早茶时,打电话订购世界任何地方的任何产品,想订多少都行,并可以期望货物很快就会快递到家。”
然而,1914年8月3日黄昏时分,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爵士伫立在外交部办公室的窗前,转身对友人说:“欧洲各地的灯火正在一盏盏熄灭。我们有生之年看不到它们再次点亮的时候了。”
但愿,这一次,人类能够用自己的智慧克服小国的安全焦虑、大国的空白支票和政客们的沽名钓誉,回到和平、合作、发展的轨道上。
《枪炮、病菌与钢铁》作者的新著,“人类命运三部曲”终篇。尤瓦尔·赫拉利评价此书为“一场关于国家危机应对的启发之旅,震撼人心。希望能给人类应对全球危机提供有利参考”。
“1914年的这些主角们就是一群梦游者,他们悬着一颗心,但又视而不见,他们被自己的梦困扰着,却没有一个人睁开眼去看看,他们将带给这个世界的是一场怎样的灾难。”
以48万字还原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一个月历史场景的非虚构经典,普利策奖作品。
“1910年5月的一个上午,英国国王爱德华七世出殡,骑着马在队伍中前进的有九位帝王,多么宏伟的一个场面!……他们后面是五位王储,四十多位皇室贵胄,七位皇后——未亡人四,执政者三——以及为数不多的来自非帝制国家的特派大使。他们总共代表70个国家。王公贵族,达官显贵,在类似场合云集一起,这是盛况空前的一次,也是最后的一次。灵柩离开王宫时,议会塔尖沉闷的钟声报时九下,但在历史的时钟上则是日薄西山的时刻。旧世界的太阳正在西坠,虽日华灿灿,但已奄奄一息,行将一去不复返了。”
“企鹅欧洲史”之一,作者提出一战之前的100年是欧洲历史上追逐权力的世纪。
“一些有眼光的欧洲政治家已经预感到,1914年的宣战将造成巨大震荡,但没有想到欧洲即将坠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在波兰、立陶宛、白俄罗斯和乌克兰,人们可以找到所有能想象到的造成民族冲突的原因:帝国瓦解、不具有历史合法性的国界线、挑衅的少数族群、扬言复仇者、恐惧的精英人群、新建立的民主政治体制、种族清洗的记忆以及长期冲突的民族迷思。”
本期公号封面图:《扎波罗热哥萨克给土耳其苏丹回信》,列宾作于1889-1896年
视觉:肖晋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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